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半年来风波不断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，先是被质疑财务并不独立，所有经费由红十字会承担，且委员会本身隶属于红会之后，社会舆论对于该机构的质疑便是甚嚣尘上。之后，爆料人周筱赟又开始大肆挖掘红会社监委“内幕”，先后爆出多位委员“与红十字会存在利益往来”，并声称“红十字会社监委实际上就是红会的公关部”。今天上午，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召开媒体沟通会，向社会通报有关情况。

　　质疑

　　1

　　为什么提出要重查郭美美，

　　但后来又“出尔反尔”？

　　社监委无权调查郭美美

　　社监委委员金锦萍回答说，的确有委员提出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，但此前红十字会已经针对郭美美事件报警，并由警方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，红十字会也发布了正式的调查报告。启动调查需要调查对象的配合，考虑到社监委没有法律授予的调查权，没有传唤当事人调查的权力，因此社监委进行表决时，大家认为，应该建议红会协调有关部门，在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调查。

　　委员袁岳也表示：“我个人认为郭美美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，需要新的证据。”

　　质疑

　　2

　　社监委16位委员都是红会邀请的，

　　并非民众选举，这种运动员来选裁判的方式

　　如何保障监督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？

　　社监委定位为公众与红会的“沟通桥梁”

　　社监委委员杨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，主动承认，自己是跟红十字会有关联的，在担任社监委委员之前，就一直带领一支20多人的团队在做红会改革发展的战略课题，但正是因为有这个关系，所以她对红会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才会受到邀请。6月9日的会议上，社监委将委员会将与红会的关系定义为“专业桥梁”。大家认为，社监委要成为公众、媒体和红会沟通的专业桥梁，是由各方专家组成的专业性、建设性的平台，真实披露公众、媒体的提问以及红会的各种情况。专家要对红会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、专业建议、建议之后还要跟进。

　　几位委员承认，社监委开展的一些工作难免会有成本支出，这部分费用由红会支付，而这并不影响社监委的独立性。他们认为，社监委的独立性表现在几个方面：第一，每个委员都是独立的，有独立思想和专业知识；第二，社监委的群体讨论是自己的讨论，其他机构不能强加自己的意愿；第三，社监委的工作方式是独立的，比如杨团过去是受红会的委托做项目，现在是自己看到问题主动去关注，芦山地震后，杨团的团队就通过建议的方式推动了420联合救灾平台的建设。

　　质疑

　　3

　　社监委的部分委员被网友爆出与红会有利益关系，

　　如所在的公司给红会进行项目评估或担任红会下属单位理事等，

　　这些是否影响监督工作的公正和透明？

　　委员志愿服务不影响监督透明性

　　黄伟民介绍，社监委成立时，主要是从专业配置、社会公信力、热心公益等因素考量，邀请了目前的16位委员，这些委员有的参加过红会的课题研究，有的为红会提供了咨询服务，但在担任委员时，绝大部分人的课题和咨询工作已经结束。他们担任委员期间，所有工作都是志愿性质，不获取任何报酬。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敏感性，6月9日的会议通过了委员守则，规定担任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，不得参与红会的项目，提供有偿服务。而曾为红会提供项目评估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表示，已经退回了红会的首批付款。

　　委员金锦萍也表示，自己曾经做过红基会的理事，红会是红基会的业务主管单位，在红会的领导下运行。但她担任红基会理事时，只是志愿服务，没有领取任何报酬，每次都是以批评建议者角色给红基会提出问题和建议。她认为，虽然自己跟两个单位曾有利益关系，但都是输出者，都是志愿服务，不会因为这层关系影响到角色发挥。

　　有网友提出既然社监委的部分委员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，就应该主动辞职或重新选举委员。但社监委表示，暂时没有重新选举的考虑，而且社监委也无权决定，是否重新选举由红会决定。

　　社监委表示，社监委中那位由红十字会为社监委招聘的工作人员已经辞职，目前社监委委员为15人。今后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，调整为黄伟民牵头协调，根据信息发布的相关需要，组织分管事务的其他委员根据公众和媒体要求加大沟通频率，不定期召开信息发布会，就公众和媒体关心问题进行交流。

　　本报记者 代丽丽 J205 胡铁湘摄 J125